作为董其昌，我，一个在1555年出生，1637年去世的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是明代书画家、书画鉴赏家兼书画理论家的代表。我字玄宰，号思白，香光居士，也被人们称为“董华亭”。我曾经考取了万历进士的职位，被授予编修这个官职，最终升至礼部尚书。在我的一生中，我担任过太子太保的职务，并且谥号文敏。

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对于名理好谈，对于书画有着深入的理解和鉴别能力。我的书法风格多样，有时会模仿颜真卿，以古淡潇洒为特点；有时又会融合魏晋唐宋诸多名家的笔触，使我的作品具有广泛而独特的风格。特别是在行书方面，我追求一种自然流畅之美；在楷書方面，则表现出了颜真卿那种率真韵味；草書则根植于颜真卿《争座位》、《祭侄稿》，并结合了怀素圆劲与米芾跌宕的情感。

后世将我与邢侗、米万钟、张瑞图一起尊称为“明末四大书家”，我们的影响力对明末清初的书风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我对于艺术创作有一套自己的理论，即禅论画，将其分为“南北宗”，强调“南宗”是文人正脉。而在实践中，我自豪地说：“作画须‘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’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很多艺术工作者所遵循的一条信条。

直到现在，还能看到许多关于我的传世作品，其中包括《云山小隐图》卷，这幅作品现藏故宫博物院，而《遥山泼翠图》轴则藏于上海博物馆等地。此外，还有许多传世诗卷，如《论画册》、《唐人诗卷》、《琵琶行诗卷》、《前后赤壁赋册》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墨迹本《前后赤壁赋》，以其独到的笔触和深远意境而闻名。这份珍贵的手稿由101行文字组成，每行字数不一共计15幅，每幅长27.4厘米宽18.8厘米，现在它已经被收录进了《故宫书记录》的第三卷，并且还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从这份诗句中可以看出，我董其昌以李邕为基础，却又避免强硬，以米南宫为体势，但却略去了变化，以简约展现个性特色。细细观察，可以发现我的结体宽绰，用颜真卿之布白，不做浮夸，而用笔势潇洒随意，用米芾之奇宕潇散新致，不主固常。这让我证明了一种难得的事实：即使身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，只要坚持自身特色，就能留下不可磨灭的人物印记。这也就是说，在我眼里，最重要的是保持个人风格，不断创新，而不是简单地模仿他人的技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