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个闭塞的山区，我的童年生活相当贫乏。中学时，我开始尝试弹奏一些乐器，如二胡、口琴和笛子，逐渐也掌握了一些音乐技巧。“当时我最喜欢做竹笛，放假时还喜欢抓蛇，把蛇皮剥下来用来蒙胡琴。”那时候，每个地方都在演出“样板戏”，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，“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。”虽然成绩很好，我家人却反对我从艺，但最终还是“偶然”进入了剧团成为鼓手。

为了剧团表演的需要，我开始尝试作曲，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欢迎，这增强了我的自信。当我21岁，就能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、配器和指挥工作。恢复高考后，我又有机会去大学学习。1981年，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非常激烈，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。我通过层层选拔，最终作为安徽唯一学生进入上海音乐学院，与何占豪、刘如曾教授等师承门下。“上海音乐学院的氛围特别好，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。”

毕业后，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，从此走上了专业黄梅戏作曲的道路。1991年推出的黄梅戏舞台剧《红楼梦》，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。那时候，为《红楼梦》作曲的时候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具有时代感，与时俱进。在音乐上，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，还融入了一些淮剧元素，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展开。他说：“这里突然出现张弛与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，我用‘形散神不散’原则打造。”这部戏获得了较高评价，并让我获“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”。而1998年的《秋千架》，更证明了我将其他音响元素融入黄梅戲中的能力。我充分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，并借鉴西洋歌劇與美國百老匯音樂劇特色，为當代戲加入娱乐喜劇性。这使得《秋千架》成为了中國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，而我成為戲創作者界中“前衛”的代表，被看為“很好的叛徒，也是很好的繼承者”。

除了进行戏剧创作外，我还致力于学术研究。我的主要论著、论文包括：《黃梅戲通論》的音樂章節、《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——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》、《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》等，並擔任《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》的責任編輯、岳西高腔分支主編。“黃梅文化是一種質朴文化，是青春文化，是通俗文化經典是我們寶貴財富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。在一個多元化時代，藝術需要個性，有地方性，要更多嘗試，更多跋涉。而我們民族藝術現在遇到了空前的壓力。我真切地感到年輕人對於古典藝術輕視遠離我們怎麼樣與他們對話？不能光滿足於古典藝術老腔老調，而應該創新。”

其主要作品包括：黃梅戲舞台劇《紅樓夢》、《秋千架》、《風雨麗人行》、《孔雀東南飛》；黃梅影片《徽商情緣》、《母老虎上轎》；電視版黄梅戏如《貂蝉》（朝霞满天）、平湖秋月）；兒童樂園秀如男子汉行动。此外曾獲獎項包括：單項獎（文華獎），集體獎（五個一工程獎2次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