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个闭塞的山区，年幼的我只知片刻的乐趣与简单的生活。中学时期，我便开始了对乐器的探索，如二胡、口琴和笛子，它们成为了我的伴侣。我逐渐学会了音乐的技巧，甚至尝试制作竹笛，并偶尔抓蛇取皮来保护胡琴。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，每个地区都沉浸于演绎样板戏，当地剧团扩军之际，我几乎是被他们发现并带入剧团成为鼓手的一员。

尽管不是出自自己的选择，但我还是踏上了艺术之路。在为剧团表演所需，我逐渐尝试作曲，不料创作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喜爱，这增强了我的信心。21岁时，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小戏全套作曲、配器和指挥工作。随着高考制度恢复，我对大学教育产生了新的渴望。在1981年，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招，竞争激烈，只有华东地区8名额。我凭借努力，最终作为安徽唯一一位学生进入该院，与何占豪、刘如曾教授学习。在那里的氛围中，我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，不仅要追求个人梦想，更要贡献于中华民族音乐事业。

毕业后，即使有机会留校，在内心深处我仍决定回到故乡岳西，为黄梅戏贡献力量。这一决定让我走上了一条专业黄梅戏作家的道路。1991年推出的《红楼梦》是我参与创作的一个重要作品。当时在为这部经典改编时，我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其具有时代感，与现代文化融合。我在音乐上吸收电声音乐元素，还融入淮剧特色，将宝玉的心理活动层层展现出来。此举获得较高评价，并荣获“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”。

1998年的《秋千架》更是证明了我的能力——将其他艺术元素融入黄梅戏中。我运用黄梅戲特有的抒情风格，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及百老汇音乐剧，以娱乐性与喜剧性提升当代戏曲。此作品成为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新实验，而我成为了戲劇創作界中的“前卫”，並被視為“很好的叛徒，很好的繼承者”。

此外，在学术研究方面，也一直未忘初心。一系列论著、论文及编著如《黄梅戲通論》的音樂章節、《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——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》、《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》等，以及担任《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》的責任編輯與岳西高腔分支主編，都体现了我的专业态度与热情。

对于黄梅文化而言，它代表的是吴楚文化、质朴文化、青春文化和通俗文化。而经典虽是宝贵财富，但要想发展就不能仅依赖于经典剧目。在多元化年代，我们需要有个性的艺术，有地方性的特色，要不断尝试不断跋涉。面对民族艺术面临空前的压力，以及年轻人对古代艺人的轻视远离，我们必须找到沟通之道，而不仅仅满足于传统老腔老调，而应创新。不断创新，让我们的民族艺术焕发新生，是每一个舞台上的我们共同承担起历史重任的人生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