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抗战的前线，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，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，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。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防，被迫撤退至武汉。但即便如此，武汉仍然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。

中央政府随后向西迁移，在四川盆地找到新的据点。这一过程回忆起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的情景，但与历史不同的是，这次国民政府没有选择成都，而是将重庆定为临时首都。

那么相比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钟爱，为什么重庆能够成为陪都呢？总结起来，有以下三点原因：

重庆的地形优势：它是一座山城，而成都是平原。在现代战争中，前者的立体性更有利于防空。虽然在冷兵器时代，没有飞机威胁时，成都可能看似不错，但面对现代战争中的轰炸和空袭威胁，它显得脆弱。而重庆则因为周围群山多峦，可以增加进攻难度，并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。

基础设施完善与交通条件：当时二者之间没有铁路，这使得物资从重庆到达成都变得困难。当南京沦陷后大量文件档案及军需物资跟随国民政府西撤，其转运问题尤为棘手。重庆位于长江沿岸，可以通过船运卸货，而成都市区距离岸边较远，而且两地间还缺乏铁路连接，使得从重庆转运至成都不仅条件艰苦，也耗费时间过长。此外，由于四川几代军阀经营下的基础建设，更优质化了城市功能，加上其在地理位置上扼守着长江大道，是进入四川盆地主要门户，因此日军机械化兵团若不能控制其，则无法深入后方腹地。

民心士气考量：中央政府考虑到如果选择偏安一隅的地方，如蜀汉刘禅那样，将会引发国人对于未来形势的担忧，从而影响民心士气。抗日战争正值高潮期，如果给人留下被动防御或狼狈逃脱的印象，无疑会削弱国内外人民对抗战努力的一致支持。而选定作为中心地点的人口密集、交通便利且易于维护秩序的大城市如重慶，则能让全国人民看到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，即使是在极端困境中也不会放弃抵抗。这也是蒋公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，因为他清楚只有整个国家保持高度警觉和协作才能打赢这场战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