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个闭塞的山区，我的童年生活相当贫乏。中学时，我开始尝试弹奏一些乐器，如二胡、口琴和笛子，逐渐也掌握了一些音乐技巧。“当时我最喜欢做竹笛，放假时还喜欢抓蛇，把蛇皮剥下来用来蒙胡琴。”那时候，每个地方都在演出“样板戏”，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，“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。”虽然学习成绩很好，但家里反对我从艺，我还是“歪打误撞”地进入了剧团，成了一名鼓手。

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要，我开始尝试作曲，并意外地写出了受演员欢迎的唱段和歌曲，这增强了我的自信。21岁的时候，我就能独立完成作曲、配器和指挥的小戏。此后，当恢复高考后，我再次萌生去大学深造的想法。在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的竞争中，即使华东地区只有8个名额，安徽省唯一被录取的是我。这让我师从何占豪、刘如曾教授等人。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氛围之佳，我当时觉得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，不仅是为自己，更是要把中国音乐带向更高层次。

毕业后，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，从事专业黄梅戏作曲工作。1991年的《红楼梦》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。当时，为《红楼梦》编曲期间，最大的思考就是如何让其具有时代感，与现代同步。我在音乐上吸收了电声音乐元素，还融入了一些淮剧特点，将宝玉的心理活动层层展开。我说：“这里突然的张弛和突然的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，我用‘形散神不散’原则来塑造。”

这部作品获得较高评价，使我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。而1998年的《秋千架》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能力将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。我利用黄梅戏抒情特性，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艺术特色，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。这场合成了中国地方戲与音樂劇結合的一个“試驗”，並成為戲劇創作界“前衛”的代表，被視為“很好的叛徒，也很好的繼承者”。

此外，在进行戏剧创作的同时，我还积极进行学术研究。主要论著、论文及编著有：《黄梅戲通論》音樂章節、《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——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》、《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》等，並担任《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》的責任編輯、岳西高腔分支主編。

关于黄梅文化，它是一种吴楚文化、质朴文化、青春文化、通俗文化的大集合，而经典正是黄梅戏宝贵财富之一。但要想发展，就不能只依赖于经典剧目。在多元化时代，我们艺术需要有个性，有地方特色，要有更多尝试，有更多跋涉。在民族艺术面临空前的压力下，我们应该怎样与年轻人对话？不能只是满足于传统老腔老调，而必须创新。作为一位作曲家，我们应该根据剧本以及观众需求选择适宜的手段方法，以常变常新维护我们的艺术形式。

至今为止，其主要作品包括：舞台剧《红楼梦》、《秋千架》、《风雨丽人行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影片《徽商情缘》、《母老虎上轿》，电视连续극《貂蝉》（朝霞满天）、平湖秋月，以及儿童节目男子汉行动。此外，还有一系列歌舞作品，如四季美人、高江南。我曾获单项奖项包括：文华大奖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（两次）、国家广电总局华表奖以及飞天奖；集体荣誉包括国家文华大奖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獎（2次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