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个闭塞的山区，我的童年生活相当贫乏。中学时，我开始尝试弹奏一些乐器，如二胡、口琴和笛子，逐渐也掌握了一些音乐技巧。“当时我最喜欢做竹笛，还会抓蛇，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。”那时候各地都在演“样板戏”，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，“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。”尽管学习成绩很好，但家里反对我从艺，我还是“误入”了剧团，成为了一名鼓手。

为了剧团表演的需要，我开始尝试作曲，不料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欢迎，这增强了我的自信。21岁时，我就能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、配器和指挥。恢复高考后，我又想去大学学习。但1981年，当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时，竞争异常激烈，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。我通过层层考试，最终作为安徽唯一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，与何占豪、刘如曾教授等师承学业。“上海音乐学院的氛围特别好，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。”

毕业后，即使有留校机会，我选择回到岳西，一心走上专业黄梅戏作曲之路。在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《红楼梦》中，我参与创作，这部作品对于如何让其具有时代感与时俱进是一个思考点。在音乐上，我吸收电声音乐元素，以及淮剧的一些特点，将宝玉的心理活动层层展开。这部作品获得较高评价，并让我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。而1998年的《秋千架》，更证明了我融合其他艺术元素到黄梅戏中的实力。我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，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，《秋千架》成为了地方戏与音乐剧结合的一个“试验”，而我成为了戲劇創作界“前卫”的代表，被看作是一位既继承传统，又敢于创新的人。

除了创作戲劇外，我还致力于学术研究。我发表过多篇论文，如《黄梅戲通論》的音樂章節、《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——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》、《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》，並擔任《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》的責任編輯、岳西高腔分支主編。“黃梅文化是一種質朴文化，它不僅要保留經典，也要不断探索新境界，现在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多元時代，要讓藝術更加個性化，有更多尝试。”

我的主要作品包括：黃梅戲舞台劇《紅樓夢》、《秋千架》、《風雨麗人行》、《孔雀東南飛》；黃梅戲影片《徽商情緣》、《母老虎上轎》；電視劇《貂蝉》、《朝霞滿天》（平湖秋月）；以及兒童劇《男子漢行動》，還有一些獨立創下的歌舞，如四季美人與美江南。此外，也獲得過單項獎項如文華大獎、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（兩次）、國家文化局文華大獎等集體榮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