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忆着秦厉共公的统治时期，那是一段充满变迁与挑战的历史。公元前475年，秦厉共公二年，当蜀国来访并赂送礼物时，我们开始了对外交往的探索。随后，在五年（公元前472年）和六年（公元前471年），楚国和义渠、绵诸也纷纷来到，展现出周围国家对于秦国日益增长实力的认可。

在七年的天象中，一颗彗星出现，引起了人们对未来的一种不安。在同一年的楚王子英投奔秦国，也是我们政治局势的一个转折点。而到了十年（公元前467年）的第二次彗星出现，我们开始修补魏城，以增强防御能力。

十四年的晋楚两大国家的赂予，更是加深了我们的内政稳定与国际地位。十六年的军事行动，不仅修筑黄河边护城河，还攻打西戎的大荔，并夺取其王城，再次展示了秦国军力的雄厚。此外，对庞戏城的修缮也是为了巩固疆域。

二十岁的时候，我亲率军队讨伐绵诸，而在二十一年设立频阳县，是为了扩张领土和促进经济发展。但就在此时，晋国夺取武城，这个消息让人感到不适。

在接下来的几任领导之下，我看到了赵、韩、魏三家的瓜分襄子的领地，以及智开及其从属逃亡到我这里寻求庇护。我也见证了一系列城市建设，如左庶长在南郑建城，以及越国迎娶我的女儿的事宜。这一切都显示出我对外关系处理得如何敏锐且果断。

然而，在最后几年的记载中，我还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形——如知襄子族人的不断逃亡以及日食带来的光线昏暗，但最终还是选择将这些事情留给后世去解读和评价。我于三十四岁那一年离开人间，被安葬于人里。在这漫长而复杂的人生旅途中，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没有能够真正平息那些战争与争斗，让人民得到真正的安宁。但或许，将这些经历留给后代，就是一种希望，让他们能从错误中学习，从而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地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