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幼沐父祖赐的戏曲之爱，耳濡目染，根深蒂固。1913年春天，他踏上了浙江四明会计专科学校的校园路石，那里他不仅学习了会计知识，更是埋下了对京剧艺术的种子。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计核局工作期间，他并未忘记那份热情。工余时光，他常与陈秀华先生学习《捉放曹》等须生戏，并在这过程中结识了一批伶界朋友，如溥侗、朱素云、孙菊仙和赵子敬，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。

他不仅是个听众，更是一个写手。在京华名角们的表演之后，他常常挥笔为他们撰写剧评和剧讯。他对于京剧艺术的热爱，使他有勇气去探索更深层次的事物。在他的笔下，一本又一本关于京剧的小传见诸报端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燕尘菊影录》，这是一部详尽记录伶人生活的小书。而后来出版的《菊部丛谈》，更是对当时戏曲界的一次全面的研究。这本书由大东书店出版，并且获得了梅兰芳先生的大力支持，他们共同为这本书题签和封面，论述了清朝末年的戏曲趋势以及伶工派别，以及艺术源流，这些内容都非常翔实，对于保存我国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在上海交通银行任职期间，与张古愚等合作编辑了一系列关于戏剧的话题期刊，如《戏剧旬刊》、《十日戲劇》等。此外，还担任过上海《半月戲劇》、《戲劇旬刊》的编辑。他以不同的笔名如肖伧、倩倩室主、玉泓、霜红、高林居士发表评论文章达上千篇，与冯小隐、冯叔鸾和郑过宜齐名，被誉为“四大評劇家”，也被称为“四大金刚”。

抗战胜利后的那一刻，他站出来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——《告梨園界及藝術界》，在文中他高度评价那些坚守民族气节，不演坏戏的人物，如程砚秋和梅兰芳。他的这些言论在整个戲劇界引起了强烈共鸣，为后来的艺人们树立了榜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