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董其昌，我，1555年出生于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，并在1637年离开人世。作为一名书画家、鉴赏家兼理论家，我在明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我字玄宰，号思白，香光居士，有“董华亭”之称。在万历进士的荣耀中，我担任编修，并最终官至礼部尚书，太子太保，以文敏之谥归于天地。

我的才华如同俊逸的小船，在风雨交加的知识海洋中航行。我热衷于探讨名理与艺术，与世人交流论述。我的书法技艺，不仅深受颜真卿先生影响，还广泛学习魏晋唐宋诸多书圣的作品，使我能够自创独特风格。在行书方面，我追求古淡潇洒；楷书则融合颜真卿先生率真的韵味；草书则源自颜真卿《争座位》、《祭侄稿》，同时融入怀素先生圆劲和米芾先生跌宕的情感。

后世誉我为邢侗、米万钟、张瑞图并列为“明末四大書家”，对明末清初的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我以禅学视角看待绘画，将其分为“南北宗”，坚信“南宗”是文人的正脉。我曾自豪地说：“作画须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这句话成为了后人效仿的信条。

至今，一些珍贵作品仍然流传千古，如《云山小隐图》卷藏故宫博物院，《遥山泼翠图》轴藏上海博物馆等。此外，有《论画册》、《唐人诗卷》、《琵琶行诗卷》、《前后赤壁赋册》的传世墨迹，其中《前后赤壁赋》，以李邕为骨干而不强作恢宏，以米南宫体势却略去变化走向简约。从这些诗句可以窥见我个性化笔触：结体宽绰取颜真卿布白，而不强作恢弘；笔势潇洒随意取米芾奇宕潇散，但又避免了过度陈旧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我始终保持着自己所谓的艺术实践，从未有过邯郸学步陋习，用这样的方式证明了一个真正懂得艺术的人应该如何表现自己。这也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是对所有爱好者们致敬的一个永恒主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