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个闭塞的山区，我的童年生活相当贫乏。中学时，我开始尝试弹奏一些乐器，如二胡、口琴和笛子，逐渐也学会了一些基本的音乐技巧。“我当时特别喜欢吹竹笛，还会抓蛇，把蛇皮剥下来用来蒙胡琴。”那时候，每个地方都在演出“样板戏”，岳西剧团需要扩大招生，“我几乎是被他们发现的。”尽管学习成绩很好，但家里不支持我从艺，我还是“无意中”加入了剧团，成了一名鼓手。

为了剧团表演的需求，我开始尝试作曲，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欢迎，这增强了我的自信。21岁时，我就能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、配器和指挥工作。恢复高考后，我又重新燃起报考大学的心愿。在1981年，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学，竞争异常激烈，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。我通过层层选拔，最终成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，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，并师从何占豪、刘如曾教授等。“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氛围极其好，当时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得多，不仅是为自己，更是要把中国音乐带向更好的方向。”

毕业后，即便有机会留校，也选择回到了故乡岳西，从事专业黄梅戏创作工作。在1991年推出的《红楼梦》舞台剧是我参与创作的一大作品。那时候，为《红楼梦》编曲时，最让我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具有时代感，与现代同步。在音乐上，我融入了电声音乐元素，还吸纳了淮剧特点，将宝玉黛玉情感细节层层展开。他说：“这里突然出现的情绪起伏，以及突然停顿，是一个复杂过程。我采用的是‘形散神不散’原则来塑造。”这部作品在创作上获得高度评价，而我也因此获“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”。而1998年的《秋千架》，更加证明了我将其他音响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。我利用黄梅戲抒情特性，同时借鉴西洋歌剧与美国百老汇风格，以努力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。《秋千架》成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“試驗”，而我成為戲劇創作者界中一位“前衛”的代表，被看做是既是个体化创新，又是一种传统承续的人物。

此外，在进行戏剧创作之余，我还致力于学术研究。一系列论著、论文及编著包括：《黄梅戲通論》的音樂章節、《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——兼及皮黃腔於安徽之合流》、《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》等。而且還担任過《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》的責任編輯、岳西高腔分支主編。“黃梅文化即吴楚文化、质朴文化、青春文化、通俗文化。經典是黃梅戲珍貴財富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。在一個多元化時代，藝術需要個性化、中土氣息，要更多嘗試，更多跋涉。今時我們民族藝術面臨空前的挑戰，我真切地感到青年人對於古典藝術輕視與遠離。如果我們怎麼與青年人對話？不能只滿足於古典藝術老腔老調，而應該創新。 作樂家應根據劇本以及觀眾需求去選擇適合的手法方法，一直保持變化與新穎。”

至今為止，其主要創作包括：舞台劇如《紅樓夢》、《秋千架》、《風雨麗人行》、《孔雀東南飛》（均以黃梅調為基）；影片如《徽商情緣》（含純粹黃梅調）及電視連續劇如《貂蝉》（另類現代題材），兒童故事等。此外，他還曾獲獎多次，如：文華大獎（兩次）、國家廣電總局華表獎、一項飛天獎，並榮獲專業評議團單項或集體奬項數十次，其中包括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（兩次）。